万利配资抗战时期，国民党官场有多腐败?蒋介石要求:打麻将枪决，都不管用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万利配资，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之前的平稳安定中可以缓求进步，但是在抗战期间日本重击下，完全无法应付铺天盖地而来的灾难。

1、人员臃肿的政府机构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政府编制的急剧膨胀。

中央政府部门公务员在1941年底已经达到30万人，其中行政院的10部4会1署公务员人数也达到四、五万人。到了1945年，内政部报告全国中央公务员全数约有33-34万。较战前增加四倍，另加工役16万，较战前增加2倍。纯就中央机关公务员人数增加的本身而言，这个现象并不足怪。

因为1928-1937年，南京政府辖区土地面积和人口数字相当有限，有6-7万中央级公务员已经足够执行政府一般性功能。但是抗战开始之后，中央政府所需要处理事务的复杂性，需要服务的人民群众对象，需要调控的省份数目，都远远超过南京时期的和平环境，因此中央政府扩大人员编制，本应可视为正常合理现象。

但是问题关键在于素质，因为中央政府编制扩充和公务员人数暴增，并不是因为政府需要招聘更多人才去完成更复杂的任务，而是因为战时大后方社会上游手好闲的人数增加，他们不去从事生产事业，为了讨生活，好逸恶劳或是追逐名利，宁可挤进政府机关拿薪水吃闲饭，造成官员泛滥。

比如说，在南京时代，政府各部门招聘公务员，有一定程度的考选和甄审过程，可以保证一定程度的质量控管。

但是到了战时重庆，则公务员身份变成两类人追逐的对象。

一类是从长江中下游逃到后方的社会闲杂人士，离乡背井身无长技，只求混得一官半职支薪糊口，避免进入本地社会去奋斗打拼。

另外一类则是大量后方省份的分子，运用私人关系或是贿赂手段，千方百计地钻进政府，运用手中权力去提升他们在家乡干预社会经济事务的能耐。

1943年初，蒋介石已经察觉到问题严重性，并指示行政院把中央机关人员裁减四分之一，但是各个机关非但没有遵行反而增加。有些机关假借名义成立各种虚无政务，雇用大批无用人员。

比如说，考试院因为考检县各级机关公职人员，以致增加许多员额。又如设立新机关，如党政考绩会，设计局，总动员会议等等，办些不必要的事务，或是根本无事可办。同样现象出现在行政院本身。行政院两个最核心单位分别是秘书处和政务处，在汉口时期只有80余职员，可是到了重庆（1940年初）却膨胀到220余人。这股歪风不久也侵蚀到领导层，比如说1943年，院中简任级高级官员20人中，完全挂名而不做事的竟达8-9人之多。

2、寡廉鲜耻的政府人员

冗员急剧膨胀的后果，除了增加战时财政负担外，更糟糕的是恶化了政府质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风气，其二是行政效能。

就政风而言，中央政府一部分高级官员刚从南京撤退到武汉时，或许是因为军事挫败而对前途感到绝望，或许是因为一旦脱离南京稳定环境下的社会道德约束，以致丧行败德行为在1938年1月份突然明显增加，包括某些高官疯狂性嫖妓、赌博、跳舞和姘居纳妾。

徐永昌注意到，“多数人日言国家已至危险时期，而天天在吃喝嫖赌，不做好事。日言政府恐将不保，而有机会总是引用私人。”

亡国前夕寡廉鲜耻症兆已经露出苗头。

在高官之中，改组派的骨干人员似乎表现得最为赤裸。比如说，行政院刚在武汉落脚，院内秘书罗君强就公开宣称，既然日本人在华北已经成立新政权，则南京政府高官们就有许多政治出路可以选择，何处待遇优厚，就可以去参加那个政权。

作为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贴身亲信，罗君强这种灰色失败主义色彩万利配资，公开或半公开出现在武汉和重庆官场，当然会影响其他官员，助长高官醉生梦死风气，但是行政院却不做出任何纪律制裁。最后蒋介石忍无可忍只好亲自下达手谕，命令行政院把罗君强撤职查办。

有趣的是，尽管蒋介石以总裁和委员长的威严去为行政院整顿纲纪，但是行政院依然阳奉阴违，婉转安排罗君强赶紧自行辞职躲避过风头。蒋介石的无能为力气得他严厉指责政府官员生活奢靡散漫，在重庆时期甚至超过武汉时期。

汪精卫其他亲信们如曾仲鸣等人，对于嫖妓的兴趣特别浓厚，他们在武汉法租界铁路饭店内长期包租固定房间，供其每晚招妓取乐，高官间甚至互赠避孕保险套，雅称为“如意袋”。至于牵涉赌博的人数就更广。改组派干部每日呼朋唤友打麻将，输赢数字极大。地点或在武汉商业银行，或在明德饭店，通宵彻夜，乐此不疲。同样地，跳交际舞成为时尚，政府官员和军事首长皆趋之若鹜。

以政府官员固定薪水要维持如此荒淫奢靡的生活形式，当然使贪污腐败和假公济私成为不可抗拒的引诱。毫不奇怪地，就在淞沪战役面临一败涂地的国难国耻关头，适时回国。中央政府各部会首长毫不犹豫地安排豪华宴席为之接风，被当时社会讥为“富人一席宴，穷人半年粮。”孔祥熙也安然领受。

到了1938年中期，行政院一位高官感叹，一群党政高官到酒楼茶馆聚会、喝酒、混女人、跳舞，已经成为武汉某些高官的生活“常态”。

蒋介石个人对于这类行为原本就深恶痛绝，在耳闻目睹公务员狎妓跳舞等行为来势汹汹后，命令行政院明令禁止，而他本人又连番通令申诫，试图采取极端手段加以制止。

为此他曾经在二三百位高官集会时公开宣布，打麻将“等于卖国”，敢打麻将者抓住就枪毙，抓不住者也被他咒忌为“不是父母生的”。

为了禁止跳舞，蒋介石又拘捕了委员长行营工作人员作为惩戒。讽刺的是，蒋介石明令严禁宴会和狎妓宥酒，但是酒家生意分外兴隆。由于副总裁汪精卫手下亲信和行政院本身高官，就立下了一个政风不正最显眼的坏榜样，禁令根本等于具文。

更具讽刺性的是，蒋介石由于看到行政院无法端正政风，所以只好另起炉灶，命令“别动队”侦查党政人员不正当行为。岂知这些下级干部却在旅馆里包下许多房间，自己招妓聚赌，终夜跳舞，正经事一概不管，只知造谣诬陷，更加抹黑了政府的形象。

虽然汪精卫在1938年底逃离重庆，而他的几位重要干部也随之离去，但是腐败政风已经难以逆止。到了重庆时代，行政院依然维持以豪华排场宴客。特别是行政院习惯性地要招待各省到重庆出差的官员（省主席，厅长等大官），以致某些行政院高官心怀踌躇满志，而口头故作姿态地抱怨一日需要赴宴2-3次，多至5次，成为官场生活常态。虽然战时提倡节约，但是这类宴会决不可以从简，依然提供山珍海味。

同样地，即使在重庆承受大轰炸之际，行政院高官们仍然在家中打麻将，通宵不散。他们所为不是家庭消遣而是聚赌，输赢数额很大（300-400元），职员输钱之后就向公家预借下个月薪水。更有甚者，还有高官拥资超过百万元，组织淫窟，引诱青年女子做色情交易。吃喝嫖赌成为战时部分高官的生活标志。

3、损公肥私的政府官员

官员在其他方面的腐败表现也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比如说，高官把私人和家庭开销交由政府付帐，成为惯例。行政院某位秘书长住所相当豪华，每月高昂的租金（700元）从他的机密办公费中报销，甚至家中私人开支也向行政院报帐。

由于行政院秘书长和各部会首长的待遇没有明确规定，可以任意报销，结果是长官的待遇从优，而一般公务员则一切从简。此种情形遍布中央许多单位，造成高度不公平。而为了替长官掩盖这类假公济私的劣行，各机关的庶务科工作人员多半由长官安置亲信。

其间最过分的例子可能是1940年的内政部部长，由于花费巨大超额而无法由部内经费报销时，居然授意属下职员利用私人关系，去买通审计部予以报销，并且在事后提升该职员为礼俗司长作为报偿。岂知该职员食髓知味仍想进一步高升，于是鼓动其他职员内斗，在内政部内大量写匿名信互相攻讦。

同时由于内政部职员间赌风猖獗，该礼俗司长又摇身一变成为地下“头家”，手中操控许多中下层职员的薪水作为赌注。内政部本应是一个“清水衙门”，尚且发生如此多的纲纪败坏行为，其他实权和财力雄厚的机构，其贪腐程度当然更为恶劣。难怪根据高官间传闻，中央银行连副总裁夫人的汽车，纸烟及家用杂物均由公费支付。

除了居屋和家用之外，某些高官利用公款建造私人别墅和家庭专用的防空洞，也形成一股特权歪风。重庆市自从遭受敌机轰炸之后，高官们在近郊乡间建造别墅蔚然成风。不但自己的家人和佣仆下乡，连公文也脱离办公厅而派专人送到下乡，造成大量人力和时间浪费。

同样地，重庆市政府为了应付敌机轰炸抢建了大批防空洞，虽然远不足于人民群众的需要量和轰炸的损毁速度，但是对于中央政府机构肯定已予特别照顾。而行政院和中央各部会也备有本单位专用防空洞，设备规格也优于一般民用防空洞。

但是某些高官们仍然不满足而要建造更精致坚固防空洞供家庭专用万利配资，而建筑费却要由公款支付。

这种特权思想在行政院内不断引起纠纷和职员们反感，却无法加以整顿，因为往往是由上级领导率先破坏所致。

难怪一位高官不禁感叹，“中国人最喜欢要他人守法，自己例外，自己方便 ….。高级的人员是最感觉到一守法规便于自己的尊严有碍的。法之不行自上破之，真是今古如出一辙。”

又说，防空洞使用和高官特权思想问题居然需要在行政院高层反复讨论而不能解决，可见“是反映我们中国社会的弱点，不肯遵守法律，祗顾私人便利。这种现象出现在最高行政机关，而且是科长这一阶级的人违犯，真是一件最可注意的事。”

虽然在蒋廷黻主持行政院秘书处工作期间，曾经严词申斥违反防空洞纪律的领导们，但是无力扭转趋势。

4、蛇鼠一窝的官僚系统

诸如上述明目张胆地公器私用的行为，看在其他中央政府部门眼里，当然就会为腐败官僚大开方便之门，肆无忌惮地加以仿效。

一个离谱的实例来自农林部一位部长，他在1943年请病假两个月在家修养，却滥用公帑十余万元，已经成为政界丑闻。但是这位部长1944年又违法侵占民地和征用民工，修筑一条专供他家人使用的道路。当老百姓向行政院和监察院投诉时，该部长居然警告行政院说，如果停止该项工程将有损农林部威信！至于其他中央部会在各自领域内的贪腐现象，也日趋严重。

比如说，早在1939年财政部（孔祥熙主持）就以敌机来袭为借口，加发职员两个月薪水，而行政院职员们闻讯后也酝酿依例办理，此等行径等于是趁机瓜分国家资源。而粮食部高级官员舞弊赃款往往高达数百万元。至于省县级粮食官员的舞弊，更是全国普遍现象。

这种露骨的贪腐行为一直污染到最上层。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中央党部秘书长在1943年以5万元公款购置新汽车，而且把单据呈交公家报销结案。然而在新车购买后不久，立即多次向政府报账，以巨款购置新车胎，于情于理无法解释，因此被怀疑是以公款囤积器材转手牟利，甚至惊动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关注。

想不到两年之后，汽车成为市场抢手货品而价格暴涨，他想把汽车占为私有，因为一经转手就可以使一个几万元的公家物品变成几十上百万元的私有财产。为此，他居然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要求索还当初购物单据予以销毁。在受到该委员会拒绝受理之后，更动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势力，最后达到目的。

按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南京时期，任用党内年高德劭的领袖们主持其事，尚能以严谨态度处理党内纲纪案件。但是在重庆时期，蒋介石改为任用政府官吏（朱家骅、吴铁城）办党务，风气为之一变。一位高官私下不禁叹息，“各部处之工作以及供应，专为首长一人。在党部不准报销不能报销，由主办事务人员用偷天换日之手段以造报销”。

中央监委会只能查核有实据的案件，对于造假案件却无法判定。这个全国皆然的体制漏洞，不但为政府高官们大开方便之门假公济私，而且让这些承办造假的事务人员也雨露均霑，进行大规模分赃，成为政府财政资源流失的一个严重漏洞。

这类案件也间接地显示一个现象，那就是战时最高中央党政机关不在竭尽智能地拓展抗日工作，而在耗日费时且绞尽脑汁地摆平内部人事纠纷。

5、汽油方面的案例

行政院高官还在许多其他方面，为战时重庆树立了一股恶劣政风的榜样。

比如说，抗战时期汽油严重短缺。对于节省汽油一事，抗战时期曾经用一句生动口号“一滴汽油一滴血”去形容它的珍贵。蒋介石也曾经严令限制非公务员不可乘车，甚至指派宪警在公路上检查，虽然是高官眷属也不许通融。

看似雷厉风行，但是政府高官却置身法律之上。以1940年为例，全国每个月必需保留最少20万加仑汽油供机械化部队和电台兵站使用，但是国内生产量只有一万加仑，绝大部分必须依赖外国输入。而正在此时英国和法国又突然宣布在越南和缅甸施行禁运，使国内汽油储存量最多只能够维持6个月作战。

在如此严峻情况下，高官们用油量却完全没有克制。其实早在武汉时期，民间就指责中央政府高官滥用公家车辆穿梭娱乐场所，过着灯红酒绿生活。根据张群报告，中央机关人员到重庆后肆意使用公家车辆游山玩水，给四川人民留下恶劣印象，但是风气无法遏制。

1940年7月以前，由军委会批准中央机关有权购买汽油的汽车已达2000辆，重庆市狭窄街道交通为之拥塞，已经充分显示高官特权作风。7月国际汽油危机爆发，军委会把原本核准数量由2000辆减为700辆，规定其他1300辆必须移至市郊停止使用。

蒋介石本人也以身作则。他在南京时代的公务汽油使用量配额是3500加仑（月），1940年7月份缅甸禁运后自动减少到2500加仑，8月份更减为500加仑。

但是蒋介石个人的简朴并没有产生示范效应。在重庆市区和飞机场之间接送亲朋好友，或在城市内办私事的公家汽车依然络绎不绝。

尽管蒋介石在国府扩大纪念周上严厉批评出席的高官，但是没有发生作用。最具讽刺的例子就是行政院本身。

它在1943年每个月全部办公费为30万元，仅仅是汽油费一项就占去8万元，而汽油费大部分是少数几位高官（及家人）所专用。

更荒唐的是，在政府机构中普遍弥漫吃里扒外的生活形态。以行政院为例。官员宿舍离办公厅不过十余分钟步行距离，但是官员们不屑走路，坚决要求政府提供交通车或轿子代步，不但要求公费支出，还对轿夫们百般侮辱，几乎引起暴动。蒋介石得知后明令取缔官员乘轿，特别责令财政部不许动用公款支付交通费，但是中央部会充耳不闻。

6、奢靡浪费的官场作风

上述这些贪腐行为尚可以隐藏在高官圈内，避开老百姓视听。

但是高官们的糜烂生活就成为市井小民日常目睹的现象，包括他们的婚宴喜庆在大酒楼豪华设席，喜帐花篮挂满四壁，公务汽车阻塞街道等，都无可遁形。

尤其是金融财务机构（银行宿舍）周边停满汽车，接送宾客和家人宴客和看电影，更是司空见惯，看不出战时气氛。徐永昌痛心地批评，“今日之所谓官其十九时间耗于应酬与会客，所会之客亦绝非为公事，如此方见称为好官。”

而行政院高级领导陈克文也感叹，“今之居高位者，大部分之精力皆耗于人事之上应酬敷衍，真正为职务而消耗者恐仅十之二三耳。”

在武汉时期国难方殷，行政院各部会首长为孔祥熙祝寿，在盐业银行举行豪华宴席，已经招致物议。但是到了重庆时期，政府高官做寿的铺张，吃喝送礼的丰厚，变本加厉而成为时尚。

与此同时，重庆官场流行趋炎附势，也蔚然成风。某些官员的名片，居然在正面庆祝抗战若干周年，在背面印蒋委员长肖像。也有在正面印“国之慈母-蒋宋美龄”，背面印宋美龄玉照。极尽拍马丑态。

高官们的奢靡浪费作风还表现在行政院其他方面。

比如说，行政院庶务科为了讨好上级，在采购文具时坚持购买昂贵外国货。上级这般浪费和间接贪腐当然让中下级耳濡目染，群起效尤。长官有房子住，有汽车，有特别待遇和“特支费”，诚然遥不可及。但是中层以下职员们就可以在茶叶，香烟和火柴等明明属于个人消费物品上动脑筋，公然要求国家免费提供。吃里扒外的作法在行政院上行下效，成为风气。

此外，行政院假借为了接待外宾和维持国家体面的名义，还特别在1939年建造一个外宾招待所，成为重庆市最豪华建筑物。餐厅挂满西洋油画，供应精致西点，包括从香港专程空运而来的洋酒和黄油，是战时重庆市最高档享受。当时已经有人感慨指出，英法德等各国在打仗半年内就开始计口授粮，从元首至平民一律严格遵守节约法则，而中国仍然如此享受奢侈。

更有甚者，由于战时外宾很少，因此这些设备平时其实是供给行政院高官享用，一切由公费开销。美食醇酒之余，当然少不了洋烟。而高官讲究抽洋烟在战时更是普遍风尚。依据1940年初市价，洋烟“炮台烟”或“骆驼牌”，每一支烟的价格已经等同普通市民吃一顿饭费用。到了1942年炮台烟一筒涨到500元，而在高官群中盛传某高官每天要吸1-2筒，月费超过一万五千元。

依照有心人的估算，应该远远超过国军一个连级单位官兵们一个月的生活费用。